太虚大师，中国近现代佛教运动倡导者。自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他不遗余力地四处奔波，通过演讲、著书立说，组织僧众团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甚至走出国门，呼吁全国、全世界的僧人及信众一致起来反对侵略、保卫世界和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身在庐山的太虚大师得知此消息后，痛心疾首，恨不能弃佛从戎。义愤填膺写下此篇诗作，以抒发内心悲愤之情。
1943年8月，四川安岳县政府收到一份来自龙头寺僧人释永正的呈文，文中写道：“情因僧年二十六岁，身微强壮，略读诗书，稍识文字，理当为国出力不应坐享幸福。现在国难当头，人民均占一份，正应武装起来，爱护国家军事。僧欲矢志前方，自愿离佛，肯受军训，愿捐法币…誓将倭寇荡平，绝不退避。倘沐允准，恳迅指令祗遵，以便赴敌。不胜沾感之至。”经批准后，永正法师弃佛从戎，义无反顾奔赴抗战前线，与日军短兵相接。
以上两则史实只是佛教团体在抗日爱国运动中的缩影。早在1936年，全国僧青年便已开始响应国家号召，纷纷加入僧伽的军训当中。通过医药、卫生、国术、救护、军事等科目训练。在全国各地设立收容所救济难民，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组织僧伽救护队前线参战。
1938 年 4 月 16日，地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五台山蒙、藏、汉出家僧众联合成立了“五台山佛教救国会”，将五台山青、黄两庙 18 至 35 岁的四五百名青年僧人组织起来，参加了抗日救亡集训班。经过集训后，许多青年僧人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武工队、区分队等抗日武装，并自发地组成五台山僧人自卫队，加强寺院戒备，在寺院附近的隘口要道巡逻。其中当时从外地流落到五台山的入空法师沿途目睹了日寇暴行，毅然参加了聂荣臻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由于他骁勇善战，被聂荣臻任命为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1939 年春，入空法师率领他的队伍反攻五寨，他亲自率领队员攻破了日寇一道道防线，最后使日寇全线崩溃，仓皇逃命。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战斗中，入空法师率领的队伍先后与敌军战斗五十多次，收复三十多个县镇，后来，升任为游击总队团长。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有入空、然易、照廉、悟金、索静、怡寿、海如、掌静、常珍、含坚、白天才、白喜贵、全西、昌静等 100 多名五台山的法师，脱下袈裟，换上戎装，离开寺庙丛林，投入到抗日队伍的行列，仅五台山菩萨顶等10 处寺庙就有30 余名僧人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甚至晋察冀抗日队伍中，就有原五台山僧人出身的师级以上干部安立恩、李正宏等 20 余人。
《海潮音》 第 5 期上的 《僧人抗敌史话》 一文记载，在湖南衡阳地区的南岳山寺庙里的僧人白天烧香拜佛，晚上开展游击战。如双峰寺沙弥用手雷弹炸死敌人数人。另外参加到地下情报工作、医护救援、远征军、空军、运输队的僧人参战事迹更是举不胜举。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是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时期，题写给湖南南岳僧人的一句话，这句话所蕴含的，正是中国佛教徒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下，圆融处理问题的智慧。
太虚大师就“杀贼”一词，在成都文殊院作“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 演讲中做了重要开示。他说，断除贪、嗔、痴、慢、疑、恶见即是杀贼，杀尽烦恼贼即是阿罗汉。阿罗汉只是自救，依大悲心，不但要自救自渡，还应该普救普度。要成佛方能普度，要降魔方能成佛。魔，是梵语音译，其意为“杀害者”，比“贼”更猛利。太虚大师在演讲中鼓励僧众，不但要杀贼，更要降魔！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在抗战期间，源源不断地向全国战区输送兵源，其中不乏青年僧人，他们参加到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如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14名队员被批准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运输队，在印缅服役期间，他们或为前线输送给养和弹药，或在指挥部搞后勤，随远征军转战各个战场，饱受炮火硝烟的洗礼，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1944年8月初中国远征军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战役中，印宏法师不幸被日寇炮弹炸伤身亡。
除了僧兵、医疗救护队、筹款物质的输送支援外，四川省佛教会还组织各丛林、寺庙、佛学社等团体在成都文殊院举办护国法会，超度死者往生善道，鼓励生者忏悔业障、精诚团结。在安慰民心、鼓舞士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护国法会指出佛教应对国难的方法。其一、发心忏悔、勇于纠错。惭悔心包括：恐惧心、惭愧心、惭悔心、悲愿心、勇健心。其二、持诵仁王护国经咒。其三、禁屠。其四、发愿。其五、宣传，号召全世界佛教徒联合起来抗战。
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陪都重庆也发起举办护国法会，并礼请虚云大师、太虚大师前往主法。虚云大师来到重庆，向民国政府提出五大修法条件。其一、大赦天下，缓解社会矛盾。其二、赈灾，救济苦难百姓。其三、禁屠放生。其四、减轻税赋。其五、保护寺院。虚云大师在重庆寺院开示。一、莫徒具形式，宜踏实修学以期解脱。二、尊重生命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生死精神同河岳，万人蜀国泪滂沱。
1937年11月，新都宝光寺方丈贯一和尚为出川抗日英雄写下这首《挽饶国华将军殉职》诗，除悲壮以外，更反映了川军、僧兵，以及加入到这场爱国救国运动中的佛教团体可歌可泣的一面。
“出家，不出国，爱教更爱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佛教界亲身参与过“战地救护”和“难民救济”工作的僧尼，超过了50万人。直接或间接参战牺牲的僧伽近1000人。不难看出，抗战时期佛教僧伽冲破佛教戒杀的牢笼，毅然从军参战，英勇杀寇，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护国、爱国既是传统佛教护国思想和实践的延续，更是爱国主义内容的深化和升华，这种大无畏的佛陀情怀传承至今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广大佛教僧众积极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