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禅与生活禅（2）

        （接上篇）在我没有到四祖寺以前，对祖师禅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刻，到了四祖寺以后，看看那里的山川形势，看看寺院前后那一块一块的田地，再想想当时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双峰山麓，聚集五百人学法参禅，如何能够维持下去？只有走中国佛教独辟蹊径的自食其力的道路。这条路是一条违背戒律的路，这一条路是“四邪食”当中的“下口食”，“下口食”就是自己种田、自己找饭吃，这就是下口食，遭到了当时主流佛教的反对，特别是律宗对此反对最激烈。但是禅宗聚集那么多的人，要靠化缘吃饭不可能，要靠大家的供养也不可能。黄梅四祖寺那个地方在当时很偏僻，那时唐朝总人口只有几千万，要那个小县城供养五百个僧人，会极大地增加当地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不现实。所以四祖大师提出一个新的禅宗僧团的生活方式，叫做“坐作并重”，坐禅和农作这两者并重。这一下就解决了禅宗寺院的物质基础，解决了禅宗僧团的吃饭问题。当时五祖在四祖座下专门领导五百人种田，解决吃饭的问题。佛教能够生存到今天，禅宗能够生存到今天，跟这一条“坐作并重”，或者“农禅并重”，或者“以农养禅”的道路是分不开的。如来禅跟祖师禅的根本区别也就在这里，如来清净禅从形式上讲接触了农业生产，接触了种地开荒，违反戒律了就变得不清净了。所以仰山祖师跟一位禅师讨论禅门见地时说：“汝只会得如来禅，未得祖师禅。”祖师禅的见地与功夫相一致，禅师们经过禅门生活方式的历练，师师相传，心心相印，面对中国社会重农的现实，禅师们将农耕生活融入禅宗僧团的生活之中，从四祖道信禅师的“坐作并重”到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形成了祖师禅最生动活泼的内容之一。这一点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维系法运，延续佛教慧命最根本的一种手段，一直到今天，“农禅并重”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

        后来，百丈禅师出世，有所谓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马祖建的是禅宗的丛林，当时禅宗的僧侣寄住在律寺之中，有诸多不便，所以当时马祖就在江西开辟了许多禅宗的寺院。今天我们到江西去参访，还有很多寺院是马祖开创的。禅宗的寺院多了，就有马祖的弟子百丈禅师建立寺院清规。禅宗寺院的清规贯彻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和“农禅并重”的根本要求。没有这一条，当时的禅宗丛林可能无法解决生活的问题。

        建立禅宗寺院这一举措，就使禅宗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和“农禅并重”的这一举措，使中国佛教、中国禅宗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条规定、这一条措施，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经历的几次教难中挽救了佛教。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是这一条原则，使中国佛教和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找到了共同语言。在解放初期，跟中共的领导人能够对话、能够沟通的人，在佛教界还很难找到，当时有一位信佛的居士，他是国民党第19路军的起义将领，后来又在人民政府做了中南地区的农林部部长，他叫陈铭枢。他当时写了三封信给毛主席，讨论佛法在新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在这三封书信中，能够和新政权有共同语言的就是六祖大师的四句偈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使佛法与世间法，找到一个契入点，然后就是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的传统。说明佛教是主张自食其力、主张劳动生产的，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按劳分配”“生产自救”“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这些主张是不矛盾的。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成立，就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一条作为中国佛教最根本的优良传统。所以说禅宗祖师禅的这种具有中国农耕社会特色的生活方式，在新中国再一次挽救了中国佛教，使中国佛教能够起死回生。

        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还是如此，还是要继续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发扬祖师禅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禅学的根本特质。当然，如何在现今这个时代来运用“农禅并重”的原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道新课题。我们说修行不能离开生活，不能在生活以外再找一个什么叫作修行的法门，要把修行本身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信佛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信佛才有实际的内容可言。通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来实现个人精神上的烦恼淡化，智慧开朗，心地清凉自在。也可以说，把道场建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建立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建立在每一个人所在的单位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善自护持自己心灵的这个道场，善自护持自己家庭这座道场、学校这座道场、办公室这座道场、公司这座道场……那么我们整个山河大地，就是一个清净庄严的道场。修行一定不能脱离实际，不能空谈修行，不能离开自心另外去找一个修行的门路。“农禅并重”的原则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任何有益国计民生的工作相结合，让禅与千千万万个工种“并重”，使祖师禅生活禅在广阔无垠的生活土壤中开花结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