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禅的四个根本（一）生活禅提出的前因

我说过多次，禅是修的、证的、参的，不是讲的。虽然禅不立文字，语言文字代表不了禅，但是它又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要把禅不立文字这个道理讲明白是离不开文字的。

在历史上，禅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尊者微笑，领会其意，传授正法。那样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就是方法，而且是最简便的方法。禅传到中国来，达摩祖师在嵩山少林寺向二祖慧可传法安心，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经过了种种磨炼，最后也是在一瞬间完成了这种传法安心的活动，那也是一种方法。六祖慧能从岭南来到湖北黄梅，求五祖传法。经过八个月的行者生活，五祖给他读诵《金刚经》，他也在一瞬间领会了禅的深刻意义，然后得法南行，那也是一种方法。到了后来，禅的方法就更多了：举一个指头是一种方法；大喝一声是一种方法；打你几棒也是一种方法。诸如此类的方法，无非是要我们解脱生命的迷惑与痛苦，达到生命的觉醒。到了后来，如果用不恭敬的话来说，禅的方法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如果用恭敬的话来说，便是法门无量，禅的方法也是无量。

晚近以来，由于净土宗席卷了整个佛教界，禅师们不得不提出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教你参“念佛是谁”。这是近两三百年来人们用得最多的一个方法。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最稳妥的方法。从“念佛是谁”提出来以后，参禅的方法好像从表面上趋于稳定了，但从其深刻的意义来看，是不是禅在方法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晚近以来，各种法门都发展起来了，但禅宗一法都一直关在禅堂里面，没有真正走出禅堂、走出山门、走到社会。有鉴于此，一些大德居士提出修禅的一些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比如在台湾地区提得最多的、最有影响的一个，就是李耕云先生的“安祥禅”。李先生曾经到大陆来过，安祥禅在居士当中颇有影响，特别是在文化界，颇受一些文化人、年轻人的重视和学习。

我从18岁开始亲近虚云老和尚，应该说是一个接受传统禅法的人。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实际来说，没有真正能够很好地在修行上扎实地用功夫。虽然我亲近虚云老和尚前后将近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那时我们一天天忙于搬柴运水、打地抛砖、种田博饭，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是这样过来的。

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上山去砍柴火。砍了柴火卖了以后再买米回来煮饭吃，吃完饭有了时间才能看经。那个时候晚上看经要点小油灯。晚上看，白天没有时间，白天要去种地、要去打柴。不种地不打柴，就没有饭吃，所以晚上看经。那时生活相当的艰苦，想要系统地学习、系统地修行，条件不允许。后来过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我就到中国佛学院学习，一下子又陷入到各种运动当中去了。到了1959年老和尚离开了我们，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亲近他老人家。之后，大约将近二十年，我在各种运动当中运动来运动去，做了“运动员”。不过毕竟是从小出家，向道的这一念没有忘记掉。